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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典型化，必然要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。典型化的基本方法是“杂取种种人，合成一个”，或者是专用一人，改造加工。

“杂取众人”，就是对生活中的许多人物原型进行综合概括。鲁迅说自己小说里的人物“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”。高尔基也说：“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几百个小商人、官吏、工人的每个人身上，抽出他们最有特征的阶级特点、性癖、趣味动作、信仰和作风等，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，再把它综合在一个小商人、官吏、工人的身上，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，而这才是艺术。”

这些都说明，典型人物脱胎于生活原型，又是对一群原型的抽取综合。这种“杂取”，有移植、有改造，不是简单的相堆叠，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体现着一类人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特征。这样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，使人们似曾相识，好像就生活在自己周围，但又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们的“户口册”。

例如，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杨沫说：林道静“虽然有 我自己一部分生活，但是她又是集中了许多女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活、斗争，加工、提炼而成的”。她还说：“雨花台上虽然没有卢嘉川的墓，但是每一个坟墓里却全埋着像卢嘉川样的人。”蒋子龙谈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中的乔光朴形象的诞生经过说：“我不是根据一个人写成乔光朴的，我综合、研究了几位厂长的性格、特长和作风，最后确定了乔光朴的个性特征。小说中乔光朴所遇到的一些问题，他处理问题的办法，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，我是把别人的事借用来放在他的身上。”经过典型化，人物既非某某真人，又更显得真实，有广泛的概括力，体现着同类人的共性，而他们又都是独特的“这一个”。

专用一人，就是基本上以一个人为原型，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提高。用这种方法，原型的形象应比较完整，但也绝不排斥虚构，只是“杂取”的因素相对少一些，跟原型依然不能划上等号。例如，保尔·柯察金、杨子荣、闰土等等形象，都是以一个原型为基础创造出来的，但他们的事迹言行又不全都是原型所具有的，作者根据主题需要和美学理想，在构思中进行了再创造。

闰土的原型是章运水，不过实际生活中运水的穷困潦倒，是由于离婚案打官司破了财，在《故乡》中，鲁迅写他是被兵匪、苛捐、饥荒折磨苦了。《青春之歌》里的江华，作者说“他的模特儿现在还很好地工作着”，但当读者问他在哪儿，要同他通信时，作者就无法回答了。

不论是杂取众人还是专用一人，都必须像鲁迅说的，首先对人物要“静观默察，烂熟于心，然后凝神结想，一挥而就”。所以，“杂取”与“专用”又不纯粹是一个方法问题，若没有对人物的熟悉，就无法“凝神结想”。那么，这两种典型化方法在构思时究竟采用哪种为好，这得因人而异，由生活本身来决定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未完待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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